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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生如戲,戲如人生:楊瀾訪談錄15周年之戲劇的砥柱
《楊瀾訪談錄》在不知不覺中已經走過了15年的歲月。在過去的15年當中,中國的文化、藝術領域和人們的娛樂休閑方式都發生了非常深刻的變化。在一個數字媒體和視覺轟炸不斷地刺激我們的眼球和神經的時代,在一個藝術作品成為流水線上批量生產的商品的時代,當人們把更多的時間關注在手機屏幕上的這個時代,那種純手工的戲劇舞臺藝術是否還能夠吸引足夠多的觀眾?它是否有這樣的力量生存和發展下去呢?

在過去的15年中,《楊瀾訪談錄》有幸走訪了數十位舞臺藝術的導演和演員,他們其中有一些是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獻給舞臺的老藝術家,也有一些是不斷挑戰和突破的新銳,讓我們通過回顧與這些風云人物的對話,來試圖找到對剛才那個問題的答案。

沈騰:麻花是怎樣擰成的

隨著在央視春晚小品中的幾次亮相,“郝健”與沈騰已經成為了家喻戶曉的喜劇明星,而沈騰所在的開心麻花近幾年也已經發展成為一個集舞臺劇、網絡劇、影視劇等為一體的喜劇品牌。盡管現在開心麻花在全國各個劇院的演出也幾乎是場場爆滿,一票難求,然而在第一部話劇上演時,也曾經歷過只賣了七張票的窘境,“那天正好下大雪,所有演員和領導都在大雪天里站著,來一個觀眾給退一個票,附一個來回的打車的錢。那時候真的覺得沒什么前途和希望了。但我們堅持下來了,而且當你愛上它的時候,怎么苦都不覺得苦了。那是別的土壤沒法給你的。”

王自健:非典型“80后”青年

在“80后”王自健的人生詞典里,“穩定、規律、平靜”這些詞他都不稀罕。短短幾年里,他不停轉換職業身份,但最終發現自己最喜歡的還是說相聲,于是在2009年,他辭掉工作,成了一名專職相聲演員。王自健曾說“這個世界,不偏執的人是出不來的”。于是,偏執的王自健就這樣偏執地固守著自己的信念,用犀利的言語和嘻哈的笑談“噴擊”他看不慣的俗世百態,塑造了一個鮮明的舞臺個性——卓爾不群,特立獨行,也創作了不少的經典作品

王自健曾說過一句話:“我希望做讓相聲睜開眼的那個人”。如今,同時身為“相聲第二班”的創始人和《今晚80后脫口秀》的節目主持,王自健成了空中飛人,“為了說段相聲我經常回北京不到24個小時,就為了說點相聲。這是我和大家的保證,我盡可能的保證大家在每周小劇場都能看到我,去年我們可能演了有一共有四十五六場,我缺了沒到一場兩場,其它全到。”

苗阜、王聲:

同是“80后”,2007年,當時還是西安鐵路局藝術團職工的苗阜,與王聲還有七八個志同道合者在陜西共同創立了青曲社,取自“青云直上,曲故情長”。但成立之初,演出并不理想,票價只有五元,依然無人問津。“隔壁是一個熱鬧似火的夜市,那邊特別嘈雜我們這兒清凈如水,真是半個月進來不到一個人,進來一個還是晚上夜市喝多找廁所的,那時候特別狼狽,但對我們來說也特別練兵。”

在長達七年的練兵之后,2014年,苗阜、王聲首次登陸北京衛視,憑借《滿腹經綸》一夜爆紅,而與他們息息相關的西北相聲也再次回到了公眾視野。

陳佩斯:喜劇的尊嚴

自從1998年,退出央視春晚的舞臺,陳佩斯拍過電影,開過文化公司,賺過吆喝,也賠過錢。而他一直堅持并做到今天的,只有話劇。

2001年,他首次導演并出演舞臺喜劇《托兒》,該劇自從20011111日推出以來,迄今為止,共演出400余場,地跨40多個城市。2015年推出的《戲臺》已是他十余年間的第9部話劇作品,陳佩斯此前在接受媒體訪問時甚至直言前面60年仿佛就為這出戲活著。

相比他過去從事的電影、電視劇以及小品,話劇無疑是一個小眾舞臺,不僅勞心勞力、投入巨大,如果觀眾不買賬,還有可能血本無歸。然而就像《戲臺》里的侯班主一樣,陳佩斯偏偏組建起了一個話劇班子,全中國的跑場子、一場一場地演話劇。盡管辛苦,卻樂在其中,“我們事業一下子開展起來無限美妙的一個事,盡管掙的少,它是一個有生機的事。”

孟京輝——戲劇頑童

在當代中國戲劇的發展過程中,孟京輝是一個至關重要的人物。熱愛戲劇的觀眾們,說孟京輝就是京城戲劇的一張“名片”,沖著這個名字他們就會走進劇場。

1999年,孟京輝執導的《戀愛的犀牛》首映,20場演出場場觀眾排長隊買票,劇場邊全是滿滿的加座。戲劇業內驚詫狂呼:戲劇開始賺錢了!也是從那開始,很多年輕人把走進小劇場看先鋒戲當作一種時尚,可以說,孟京輝開創了一個新的娛樂消費市場。“我就發現原來先鋒除了是一種,一種姿態,態度,之后,可能它還是一個,就是怎么說呢,是一個鼓舞,我覺著對自己的一個鼓舞,就是你別停,你停了有可能就像浮士德說的,美啊太美了,讓我停一停吧,然后浮士德就死了,倒地而死。”

濮存昕:人藝長子的赤誠之心

1994年,好萊塢電影進入中國市場,本就已經日漸萎靡的戲劇產業還是不可避免的遭受了巨大的沖擊,戲劇的觀眾數量大大下降,大型的戲劇創作和演出數量也急劇減少。同時,出演一部影視劇,少則幾十萬,多則上百萬千萬的片酬,對于戲劇演員來說,也是難以抵擋的盈利誘惑,而直到現在,人藝頭牌的演員演一場戲也只有一千五百塊錢,在影視行業迅速發展的大環境下,戲劇業陷入了一段蕭條的時期。在《楊瀾訪談錄》中,作為人藝的院長,濮存昕說道,“我覺得要關系名利的問題,它是一種價值的體現,這是土壤,這是你一畝三分地你把它種植好,你澆多少水,上多少肥,養這個土養多少,你不能一年四茬。”

馮遠征:我們能否扛起人藝的大旗

在整個話劇市場都不景氣的情況之下,1992年,人藝老一輩演員的陸續退休更是讓以濮存昕、馮遠征為代表的人藝中生代演員更是陷入了“前無古人,后無來者”的尷尬境地。那時報紙上甚至還出現了《人藝的旗幟能打多久》的標題。“1999年重排《茶館》的時候,頭一個禮拜,說實話我是挺抵觸的,然后對臺詞我也有點抵觸,我就覺得不是我呀,后來有一次林兆華就說,他說我們先繼承,但是繼承不是說你就學的越像越好。然后我聽完以后,我想既然這樣,我一定要把它演好。觀眾一開始也是不接受,所以我們真的是用了三年四年的時間,去讓觀眾慢慢的適應。”

周立波:舞臺給了我真正的幸福

如今,周立波以及他的海派清口已經紅遍了大江南北,然而2006年以前,周立波曾有十多年的時間離開舞臺,下海經商。到了40不惑的年紀,幾經考量后,他決定轉回人生的起點,回歸舞臺。兜兜轉轉十余年后,再次站上舞臺的周立波終于發現,什么是自己的幸福。“我其實上臺的霎那間站到舞臺我就鼻子一酸,第一個票全部滿的,讓我一看滿場的銀發,當時我估計平均年齡應該在48歲以上,忽然有一個人獻花,是我差不多十年沒見的朋友了,我認他來了,沖上來給我獻花,我一看他的頭發都白了,一下子覺得哎呀!回到舞臺之后覺得這才是真正的幸福,這才是真正屬于我的幸福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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